3月22日，以“复杂地理”为题的系列研究与艺术项目的第一季“复杂地理：中国杂志”在上海外滩美术馆开幕。Numéro art也借此题目，与外滩美术馆艺术总监朱筱蕤在这个开春之际展开对话。
提出词汇
这是朱筱蕤（X Zhu-Nowell）接任外滩美术馆艺术总监的第二年，她尝试开启一种更为复杂的策展组织方式——以上海外滩美术馆所在的建筑本体为起点，向整个上海当代艺术生态新语境的建立，延伸出错综复杂的触角。
作为一种“群岛思维”，通过与亚洲及其他地区的艺术文化相连接，朱筱蕤认为“复杂地理”可以为当下的艺术挑战、想象、实践和网络提供更为丰富的见解。
“地理”仿佛总伴随着某种对于抽象概念的可视化想象：蒙古的萨满教和游牧生活、亚马逊西部地区的邻近关系、美拉尼西亚的记忆表征、马达加斯加扎菲曼尼人（Zafimaniry）原始的位置感的形成，新几内亚森林栖息地中的声学空间以及在澳大利亚西部沙漠中沿土著祖先逐梦的足迹…… 我们在某一个无意义的名词中看见景观与文化，于是又可以在这些地名的串联之间看见文化差异和冲突以及跨文化的融合和转化。
“胡昀：远山”，展览现场，©上海外滩美术馆。摄影：颜涛。
正如约翰·布莱恩·哈利（John Brian Harley）在《地图、知识与权力》（Maps, Knowledge, and Power）一文中认为，地图代表着一种权力背景下的话语，是一种社会建构中的对话形式。朱筱蕤希望把“复杂地理”项目想象成一场对抗霸权思维的集体尝试。
这是从一幢建筑开始绘制的对抗——历史建筑皇家亚洲文会（R.A.S.）是外滩美术馆的前身：在1930年代，这里的二楼是报告厅、三楼是图书馆、四楼和五楼是博物馆空间。而2024年春天，“复杂地理：中国杂志”让建筑重新回归这样一种历史上的结构，也试图以这种呼应挑战原有空间的历史叙事。
而从整个项目历史性的互文与对抗之中，我们仿佛看到某种力盘旋在外滩美术馆的建筑物之上，撕开了一道时间的裂缝，亦为外滩美术馆在本土重建交流平台的长期性策略找到了一个锚点。如同地图之上被钉下的一颗大头针，而一根又一根的线开始扯出、缠绕、游牧。具透露，在之后的秋季项目中，地理的路径还将延展到整个太平洋地区，跨越国家边界、联结分散的地域，映射上海和旧金山之间的辽阔海洋。
展览现场效果，“覆写上海：重构20世纪初的亚洲文会图书馆”，由Roll渲染。图片由Roll提供。
不止于词汇
在提出词汇之后，朱筱蕤发现市场常常可以在很快速的时间里把它扁平化。如何不止步于对议题的标签化理解？如果说“亚洲离散”是身份的多元，那么“复杂地理”则是直接以“复杂性”对抗定义本身，让多元性成为一种绝对的流动——在历史与当下之中、在想象于真实之中、在档案与集体记忆之中、在边缘知识与通俗小说之中、在展览性与表演性之中……
二楼的“讲———堂”以新加坡艺术家黄汉明全新的委约创作《上海科幻戏曲的舞台布景设计》为“舞美背景”，将1933年的讲台改造为一个上海剧场。而在此学习行为不再固化为静态的听讲，从表演、讲座和工作坊到对话、派对、舞蹈、卡拉OK、吃饭、休息、写作和阅读等各种集体而多样的活动将整个空间活化。而作为一个长期项目，我们似乎能从“讲———堂”之中一窥朱筱蕤想要打开美术馆“表演性”的尝试。
黄汉明，《上海科幻戏曲的舞台布景设计》，2024，戏剧舞台布景（泡沫板上数字印刷、硬纸板、钢轨、灯光和声音，29分59秒）。与 Daavid Mörtl（绘图）、吴俊汉（声音）和 Roll（空间设计）合作。©黄汉明。由上海外滩美术馆委约创作。
三楼的“覆写上海：重构20世纪初的亚洲文会图书馆”是与艺术家合作打造的一间“图书馆”，聚焦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R.A.S.）及文会二十世纪初在上海的数位重要人物，展览通过文献研究及对档案的构建和解读过程进行批判性思考，以“图书馆”为隐喻的棱角，折射出知识的生产、身份的形成以及繁华都市的多元社会文化景观。
“覆写上海：重构20世纪初的亚洲文会图书馆”，展览现场，©上海外滩美术馆。摄影：颜涛。
四楼开始是艺术家胡昀的个展“远山”。这位上海本地艺术家基于对自然博物馆系统的兴趣在过去的10年中陆续创作了一系列与皇家亚洲文会有关的作品，这些作品深入挖掘了欧洲与其殖民地之间的商品、物种、人口流通，以及这一交流如何催化欧洲的知识革新和科学变革。艺术家“跟踪”那些传播自然历史和宗教等知识体系的关键人物顺着地理的路径，最终此空间本体之中的呈现，则是进一步模糊了时间性、真实性与可见或不可见的边界。
“胡昀：远山”，展览现场，©上海外滩美术馆。摄影：颜涛。
朱筱蕤希望能在空间和表演之间巧妙关系的塑造中，重新定义美术馆，让美术馆的场域与社会状态同呼吸：“我认为美术馆不应该只是高冷的说教，观众进入此处只能保持距离的去观看；相反，我希望每一个进入此处的人都可以成为一个演员，有着积极的主观能动性，参与到这个空间之中。”于是这样美术馆将成为一个剧场，游走、沉浸、参与，观众将通过自己置身其中的真实身体，体验这个由艺术思维解蔽的复杂世界。
Numéro art：我注意到您不是第一次提出“复杂地理”这个词汇，这应该是在您在之前的策展体系逻辑中就比较关注的（以及您还提过“群岛思维”）。可以具体解读一下它是什么意思么？
朱筱蕤：对，这的确不是我第一次使用“复杂地理”这个词汇，而这次项目选择它为题目也是正因为这就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也是我自己作为策展人一直在做的事情。它不是一个地质学概念，也不能单一的从地理或政治的角度切人理解。我想要把一种非常简单的以民主国家为中心的地理划分方式，递归为一种对于我们所在的地方相对更加复杂的认知，承认和重视本土知识系统对解读复杂地理和文化的内在权威。
其实从具体的例子来说，在第一期的“讲———堂”中，艺术家何锐安与编辑兼策展人的陈玺安带来了名为《仿织时间》的表演讲座，直接回应于一种议题在“复杂地理”中的划线与穿梭。他们以一百年来中国纺织产业为对象，追踪劳动网络、技术网络、资本网络几条线索，以及它们如何在整个长江三角洲地区展开，又如何流入南方的珠三角地带，并进而交织在一起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其中的流动性，以及如何从一个很小的线索切入，发现时间与空间中弥漫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覆写上海：重构20世纪初的亚洲文会图书馆”，展览现场，©上海外滩美术馆。摄影：摄影：X ELEVATION。
除了这种抽象意义上理解的“复杂性”，我认为在整个项目的呈现上，复杂性还表现在多种形式的相互勾连，以及时间性线索、历史和想象的交错上，对么？
对，整个展览的复杂性是在它的呈现形式中可以体现的，而这本身也跟我们所想要提出的知识形式的复杂性是一致的。比如：并非只有书本中文字化的线性思考才是历史叙事。历史叙事、地理叙事可以通过很多不同的形式呈现，比如声音，比如触觉，比如去年谭婧展览中用到的气味，或是这次胡昀展览中引导观众探索的过程。
另外我们想要强调「推想性」（speculation）的重要性。因为当我们去探索和建立许多叙事的时候，发现很多文献资料的缺失，而这些缺失往往是迫于很多历史原因而被迫的不存在。所以我们不可能真正的还原所谓客观的历史——我们也不认同会有这样一种绝对性权威的历史事实叙事——于是更多的表达与呈现是出自个体经验与视角的，这就是一种复杂的历史观、地理观。
“胡昀：远山”，展览现场，©上海外滩美术馆。摄影：颜涛。
是否可以直接的用“霸权与边缘”、“去中心”等热门词汇去切入对您提出的“复杂地理”的理解？
我觉得大约在90年代，就是我成为策展人的那个年代就已经在讲“去中心化”了，所以它并不是一个新颖的，或是说它已经被用的太多了，失去了其真正的实质。我之所以会说“上海的独立机构缺乏既有的权威性”，其实跟中国或者说上海本地的一个博物馆/美术馆机构的历史相关。我刚刚从纽约回来这一年多感受到了一种不平等——它已经不是边缘和中心的概念了，因为我也从来没有觉得纽约就是中心的——但我确实感到了资源上的、分配上的不平等。也许中国还好一些，如果去到东南亚、或者非洲很多地方，你会更加感受到资源的匮乏，就更不用说机构的权威性，或者说在全球语境下所谓的话语权。
我想要回上海工作，正是因为我看到这个所谓的“中心”已经瓦解了二十几年，在这样的语境之下，需要去建立自己的话语，一定要在一个生态里面，需要有不同的机构，不同的人去坚持做自己的个体化的发声。
“覆写上海：重构20世纪初的亚洲文会图书馆”，展览现场。摄影：X ELEVATION
您是怎么看待上海的艺术生态的？
我觉得上海整个大的当代艺术生态其实还是比较严重地被商业主导。比如说画画的艺术家展出机会就会多一些，比如有小红书用户留言，也有现场观众直接和我们志愿者反映说，你们这边怎么一张画也没有。这也让我意识到我们本地的生态之中还是缺少多样性，缺少一个给表演性的，知识生产性的艺术工作者发声的平台——因为他们本身做的就是相对去物质性的工作——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个方面多做一些努力。
相较于去年以错落的艺术家个展展开，今年的“复杂地理”其实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系统性策划模式，为什么今年想要展开这样的尝试？
其实去年也是一种系统性的策展，它的系统性在于我选择了6位艺术家，希望以穿插的层次，体现代际艺术家的背景核心，以及一些他们经验当中的交错点。但的确是因为以个展的形式呈现，所以很多时候人们可能没有意识到它的系统性。
“胡昀：远山”，展览现场，©上海外滩美术馆。摄影：颜涛。
今年的项目是在策展上更加直接的一个研究型的系统性策展。它是围绕一幢建筑为起点展开的研究。我们机构很荣幸有这个资源，有这样一幢楼来做这种系统性的规划。其实这个是我一来就想要做的事情，但因为去年刚刚加入外滩美术馆，我还需要一些时间去做研究。
而随着我这一年来在地的观察与学习，我希望从这幢楼开始扩散和延伸。这次的项目就是一个团队性的工作方式，我希望我们策展的同事可以集体学习，大家以自己不同的研究重点深入。比如策划“覆写上海”的同事王馨茹以前在耶鲁读东亚研究（侧重艺术史和历史），她本人对中国20世纪中前叶的视觉文化做了许多研究，也对文献有很大的兴趣；而其他同事有的与上海本地艺术家有着较长时间的交流，有的则是从文学向的角度切入等等。
我希望组建一支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团队，以更加多元的视角打开不同的知识表现形式，并且延伸出去，让本地其他志同道合的独立个体都可以自由地参与和发声，从而重新创造上海的语境，实现我所说的一场对抗霸权思维的集体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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