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后大道，曾经是香港最早的填海工程，也是香港开埠后第一条建筑的主要道路，至今仍是香港市区的主干道，而连接着上环和中环的那一段被命名为皇后大道中，聚集着多家银行的香港总行，有着一线商圈和奢侈品牌商店，这里也是多家国际一线画廊最早进入香港时所选择的位置，位于皇后大道中的H Queen’s和豪瑟沃斯（Hauser & Wirth）所连成的直线往北向，分布着毕打行、厉蔚阁（Lévy Gorvy Dayan & Wei）、白立方（White Cube）、佳士得艺廊等国际画廊和拍卖行的空间。
三月的香港中环皇后大道中也许可以看作《繁花》中的黄河路，来自世界各国的艺术面孔，纷纷出现在各大国际画廊在黄金档期推出的展览上（详情见文末），画廊推出的国际知名艺术家的重磅作品悉数亮相。由两家本地画廊PHD Group和The Shophouse共同发起的艺汇（Supper Club），将在艺穗会展示多间国际与西方画廊新兴的、具有实验性的作品。不远处的佳士得艺廊则与1-54当代非洲艺术博览会共同合作“1-54 Presents: Coalescent Lights”，推出非洲和非裔当代艺术家作品。
在十余年的发展过程中，中环这个城中艺术聚集地也经历过变动，国际画廊在这里重塑香港的一级艺术市场，佳士得与苏富比等拍卖行香港总部也驻扎在此。《艺术新闻》在巴塞尔艺术展香港展会（下称香港巴塞尔）即将举办之际采访了高古轩（Gagosian）亚洲区董事总经理尼克·西门诺维克（Nick Simunovic）、厉蔚阁亚洲联合创始人兼主席魏蔚、豪瑟沃斯亚洲区管理合伙人郭心怡、卓纳画廊（David Zwirner）亚洲资深总监许宇、白立方亚洲区总经理徐雯五位国际画廊的亚洲区负责人，讨论国际画廊见证的香港艺术市场的高光与阴影，在东西方之间如何搭建收藏桥梁，以及画廊家们应对的现实挑战，这些在过去十年中建立香港空间的国际画廊不仅仅是交易平台，也是东西方不同文化背景的思维模式和贸易模式相汇的通道。
H Queen’s大楼，香港，图片来源/ArtReview Asia
国际一线画廊在香港中环开设空间的两波高潮分别在2011年至2012年和2017年至2018年，拥有着最为集中的画廊空间的两座建筑物是毕打行和H Queen’s，在2018年H Queen’s揭幕的同年三月香港巴塞尔期间，在H Queen’s一楼大厅中排队等电梯似乎是每一位业内人士和藏家的体验，队伍甚至延伸至人行道上。这种场景也从侧面反映着那时香港艺术市场的活跃和繁荣，H Queen’s这座全新的，从一开始就为艺术展览所设计的艺术商厦，成为香港艺术图景中的重要一站，伴随着新建筑共同揭幕的还有佩斯画廊、卓纳画廊、豪瑟沃斯、唐人当代艺术中心、白石画廊、方由艺术、艺术门等国际和本地画廊的全新空间，参观者一般会直接乘坐电梯至12楼，再逐步走楼梯向下，观看每一层的展览，这场艺术旅程通常会以5楼的卓纳画廊作为终点。
然而六年过隙，包括H Queen’s在内的中环艺术图景和画廊地图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豪瑟沃斯迁出H Queen’s，于2024年1月在皇后大道中8号开设全新沿街新空间，豪瑟沃斯亚洲区管理合伙人郭心怡告诉《艺术新闻》，搬到新空间之后，每天的观展人数大概是以前的3-5倍。
豪瑟沃斯香港新址，摄影/JJYPHOTO
离开H Queen’s的还有迁往大馆的方由艺术，曾经同时在H Queen’s和毕打行拥有两个空间的香港画廊艺术门如今也退出H Queen’s，留下毕打行的空间仍在运营。位于皇后大道中和毕打街交界处的毕打行是这条街上最后尚存的战前建筑，这里也是中环首座画廊商厦。2009年，Ben Brown Fine Arts是首间入驻毕打行的画廊，2011年，高古轩在毕打行揭幕香港空间，国际超级画廊的入驻，对于香港来说是一件令人振奋的事情。同年五月，原本位于皇后大道中5号的汉雅轩也迁入毕打行4楼。2012年和2013年，西蒙·李（Simon Lee）画廊和立木画廊（Lehmann Maupin）先后入驻毕打行，这座历史建筑所承载的画廊数量在2016年Massimo De Carlo画廊的加入后达到峰值。
英国画廊白立方也于2012年在香港开设其亚洲首个空间，选择了位于中环干诺道中50号的两层空间，从白立方出来，沿着干诺道中步行10分钟，便能到达雪厂街，这是厉蔚阁自2019年进入香港后开设的画廊空间所在地。
“格兰·里根”展览现场，豪瑟沃斯，香港，2024年
摄影：JJYPHOTO
当回忆起2018年左右的香港艺术市场图景时，多位受访者都谈到当时的活跃景象，“2018年前后的香港艺术市场相当活跃——巴塞尔艺术展在区域内日臻成熟，国际画廊纷纷进驻，拍卖活动风起云涌，各类艺术品的成交额不断攀升。”厉蔚阁亚洲联合创始人兼主席魏蔚这样形容。
但实际上西方画廊在亚洲的拓展在更早以前就开始了，包括参加香港巴塞尔的前身香港艺博会，代理亚洲艺术家等等。例如，豪瑟沃斯在2006年便代理了中国艺术家张恩利，这也是画廊所签下的第一位亚洲艺术家，2018年，豪瑟沃斯则宣布代理曾梵志，这一重磅消息当时在艺术世界引起强烈反响。
高古轩亚洲区董事总经理尼克·西门诺维克自2007年搬到香港常驻，他用“极度不发达”来形容那时香港的画廊行业基础建设，但当时高古轩也一直努力与该地区的藏家建立牢固的关系，当高古轩正式在2011年1月揭幕香港空间并带来达米安·赫斯特（Damien Hirst）的个展时，“这场首展非常成功，以至于我们在展览开幕前就预付了年度运营费用。”西门诺维克说道。
“亚当·麦克伊文”展览现场，高古轩，香港，2024年
摄影/Martin Wong
而在白立方香港空间开幕的第二年，也就是2013年，香港国际艺术展正式更名为巴塞尔艺术展香港展会，成为亚洲规模最大的国际艺术博览会。白立方亚洲区总经理徐雯告诉《艺术新闻》，香港空间是画廊继英国之外全球发展的首选之地，“在过去12年里我们见证了亚洲艺术市场的发展，也先后在中国内地、中国台湾地区以及韩国市场建立了销售团队。特别是在中国内地，目前我们已经有三位销售代表，白立方也于去年九月在韩国首尔江南地区开启了亚洲的第二个空间。”
“莱昂·邬达”展览现场，白立方画廊，香港，2024年
2018年前后也是西方画廊进入香港的一波浪潮，卓纳画廊香港总监许宇认为那是一个香港画廊行业的鼎盛时期，相对而言也打破了许多之前在中国、在亚洲所存在的对西方画廊的迷思，在此之前，业内对于这些顶部的画廊有着很大的遐想，而在2018年、2019年，整体图景更加多元，大家有更多机会了解这些画廊，这在交易上和展览上也是更丰富的两年。他回忆道当时市场中大家对于更多的艺术家产生好奇心，而不仅限于以往被中国人所知晓的一些老艺术家，或者是所谓的国际著名艺术家，那时的市场对于后网络艺术有着高度的热情，从而带动了一部分艺术家在市场上的受欢迎程度。3月的香港画廊档期甚至可以被视为展览的“黄金档期”，当回忆起2018年属于香港艺术市场的高光和繁荣时刻时，徐雯说道“当时白立方的空间正在展出英国国宝级艺术家安东尼·葛姆雷（Antony Gormley）的个展‘根生根寻’，在那一周的香港，你能够在街头偶遇安东尼·葛姆雷、翠西·艾敏（Tracey Emin）等来自世界各地优秀的艺术家。”
伴随着2018年而来的是市场格局的打开，亚洲藏家对更多不同年龄层的艺术家，不同画廊代理的，以及不同多样化创作媒介的艺术家产生了兴趣。国际画廊也试图向市场介绍更多使用多种媒介创作的艺术家，例如卓纳画廊所代理的丹·弗莱文（Dan Flavin）、唐纳德·贾德（Donald Judd）、沃尔夫冈·提尔曼斯（Wolfgang Tillmans）、卡罗尔·波维（Carol Bove）等艺术家；白立方呈现的安东尼·葛姆雷、翠西·艾敏和傅丹（Danh Võ）等艺术家。豪瑟沃斯则在2018年带来了罗尼·霍恩（Roni Horn）在大中华地区的首场个展以及菲利普·加斯顿（Phillip Guston）的亚洲首次回顾展等展览项目。
“沃尔夫冈·提尔曼斯：本质为重”展览现场，卓纳画廊，香港，2024年
“沃尔夫冈·提尔曼斯：本质为重”展览现场，卓纳画廊，香港，2024年
就在这种国际艺术家纷至沓来，艺术市场推波助澜之际，2020年初新冠疫情的出现不仅带来了人员流动上的限制，也给市场带来了变化。市场也由激进开始变得谨慎，魏蔚谈道：“近几年受疫情以及宏观经济政策影响，画廊在项目策划以及运营上确实会更谨慎，更倾向于制定长远而稳健的发展计划。”许宇认为疫情打乱了在香港的西方画廊原本预想中市场迭代的节奏和方向，藏家对艺术家和媒介的选择发生了很大的异变，“现在变成了一个完全以绘画为主导的市场。”
许宇感受到在2018年之后市场上出现的藏家是“500”倍增长的趋势，他希望用一个夸张的数字来强调这个原子裂变式的体量增长，这个趋势引领着一种艺术市场的新“流行趋势”，这种趋势可能是活泼可爱的、色彩鲜艳以及适合在手机屏幕观看的作品。画廊也在改变展览方式与关注的艺术群体，高古轩在2023年邀请独立策展人杨紫策划群展“恐怖谷：肉身”，呈现李黑地、李维伊、苏予昕、王晓曲、王兴伟、张子飘等中国艺术家。白立方也在2023年呈现“朦胧自新”，汇聚禤善勤、赖辉明、苏予昕以及何麦克四位近年在绘画领域涌现于亚洲的年轻一代艺术家，将目光投向了活跃在全球不同地方的年轻亚洲和华人艺术家。
毕打行大楼，香港，图片来自于网络
在过去10余年间，中环见证了国际画廊的来来往往，西方画廊与亚洲市场经历过蜜月期，走入磨合期，西方画廊的品牌“名片”所带来的红利期也迎来转折。
从豪瑟沃斯到毕打行、H Queen’s、白立方、厉蔚阁，中环国际超级画廊观展路线在步行距离中就能够完成。中环是一个聚集地，就如郭心怡所说，在计划搬迁时，画廊还是希望留在中环，这里有活跃的艺术生态，既有画廊，也有像大馆这样的专业艺术机构，离香港巴塞尔举办地香港会展中心较近。
中环是港岛的市区中心，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区域艺术市场的缩影。在过去几年中，由于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部分画廊的经营考虑，多家画廊开始从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毕打行中撤出，Ben Brown Fine Arts搬迁至黄竹坑；Massimo De Carlo画廊在2022年搬至大馆；汉雅轩由于租约期满而搬回葵涌；立木画廊也在2020年结束了7年的租约，计划在香港寻找新空间；而西蒙·李画廊更在2023年宣布进入破产管理程序。
面对着画廊的来来往往和变化，郭心怡则认为，“市场总是存在着上上下下，会有人搬进来，有人扩张，许多机构也都在重新梳理，这些都是市场慢慢演变和成熟的表现。”
“西方画廊在这个时候可能更需要了解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的目的客群到底是谁，了解这个地方的地缘政治、文化才能够开展活动，可能有时可以看到一些藏家偶然地发现一件可爱的作品，价格不贵便会购买，这种情况会隔三差五地进行，但并不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状况。”在许宇看来，全球形势目前处于一个比较特殊的阶段，对于很多产业来说都是转折的分水岭，在许多领域中大家都看不清未来这几年的大致脉络和趋势，因此对中环的画廊来说，需要做的是了解更明确的客户画像。
“里克利·提拉瓦尼：店铺”展览现场，卓纳画廊，香港，2023年
“里克利·提拉瓦尼：店铺”展览现场，卓纳画廊，香港，2023年
这些位于香港的西方画廊像是中西文化和贸易模式碰撞的一个前哨站，早期画廊进入中国市场时的境遇被卓纳画廊香港资深总监许宇形容为一个情景喜剧，在香港巴塞尔前身香港艺博会现场，多数中国藏家寻找的是那些在书本上耳熟能详的艺术家名字，能够买到一件作品是一种荣幸，而这种带有滤镜的泡沫直到近几年才一点点破掉，“我们主观的对西方月亮的幻想会导致在沟通上很难有更冷静客观的对话。”他说道。在卓纳画廊香港空间任职的这六年间，许宇认为最大的挑战恰恰就是在两种不同的文化中建立一个冷静、平等的信息沟通渠道。他坦言这是他遇到过的极大挑战，也是一直想要去解决的问题，沟通的壁垒来自于不同国家和文化是由不同的运行规则所支撑的，中国人有一套既定的游戏规则，也喜欢在这个游戏规则中去讲述故事，而这套游戏规则对于西方人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很难能够在快速的交易环境下去理解。
在他看来，目前在中国存在着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是人们对于艺术行业内的机构和画廊都赋予了诸多主观的浪漫化滤镜，因此如果没有冷静平等的沟通，很多对话也没有落地的基石，从而无法继续推进对话的深度。目前这些进入亚洲的西方画廊已经度过了第一轮淘金浪潮，接触之初，这种浪漫化的光环也许是很奏效的，但西方画廊已经迭代了几轮，加上目前中国市场所处的复杂的国际地缘政治环境，“我觉得这是任何一个在香港或是内地工作的业界人士，如果工作对象涉及很多西方企业和西方同行时，一定会要面对的现实是目前我们有很多信息与价值观上的错位，而这种错位其实撕裂得非常严重。”
画廊的变动和流失也影射着这个行业现阶段所面临的挑战，当被问及挑战来自哪里时，魏蔚告诉《艺术新闻》：“挑战存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本区域的宏观经济形势，经济政策的调整可能在短期内给我们的客户群体乃至画廊带来一些不确定因素，这些调整有可能会影响藏家和艺术市场的需求，进而对我们的业务产生一定影响。另一方面是国际市场的风云变幻，作为扎根亚洲放眼全球的国际画廊，我们的业务与全球紧密相连。不管是战争还是地缘政治，都可能对客户群体产生影响，进而在业务操作层面给包括厉蔚阁在内的国际企业带来一定的潜在压力。”
在国际连锁画廊在不确定的现实中进行调整与应对之时，来自不同地方的新兴画廊则以灵活与游击的方式开始新的聚集。今年三月香港巴塞尔期间，由三位香港画廊主——PHD Group创始人慕佩霖及张伊婷，以及The Shophouse创始人陈朗明共同发起的艺汇将在中环艺穗会推出首届活动，呈现超20家国际和地域性画廊的作品，活动会在为期一周的时间内开放至凌晨1点，有别于传统艺博会的模式，艺汇将以更轻松的方式融合艺术销售和艺术社交。
国际拍行也在将新的艺术景观带到香港，佳士得于2024年将其亚太区总部搬进中环新地标Henderson之后，邀请1-54当代非洲艺术博览会合作，在中环历山大厦22楼佳士得艺廊中举办亚洲首展“1-54呈献：聚结灯”（1-54 Presents: Coalescent Lights），引入当代非洲艺术。
香港毕打街夜景，图片来自于网络
近年来，亚洲地区的艺博会版图也在发生改变，于新加坡、韩国首尔、日本东京等多个艺术中心有所扩大，多家国际画廊在首尔设立了空间，白立方就是其中之一，“在过去的15年里，韩国建立了一个良好的本土艺术市场，在韩国艺术市场中，有一些资深藏家早就开始关注西方当代艺术，但相对于中国内地和香港的藏家而言，这部分藏家还是有限。在韩国艺博会期间，韩国全民学习和集体参与艺术活动的精神令我们深感敬佩。”徐雯在分享对韩国市场的观察时谈到。魏蔚也谈到韩国藏家在单一收藏板块表现突出，展现出收藏的深度，在一级市场也尤其活跃。
随着Art SG在新加坡的举办，以及顶级财富人群向新加坡的涌入，当谈论起亚洲的艺术市场和艺博会时，新加坡常常被拿来与香港作比较。从艺术机构到艺博会，新加坡都着眼发展植根于东南亚地区的艺术展示与收藏。许宇也表示，东南亚本身在经济发展上和地缘问题上拥有着自己的优势和上升期，在许多地区的地缘政治问题一触即发的此刻，东南亚则处在新的市场上升期。而以往在香港和上海的艺博会中，多数画廊能够接触到东南亚收藏家的机会并不多。几乎所有受访者都表示新加坡是一个具有潜力的艺术中心，就如魏蔚所说：“新加坡作为亚洲领先的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经济发展优势、文化政策与税制扶持、南洋地缘特点以及多种族、多元文化吸引力，集结了众多东南亚藏家和高净值新移民，这为培育本土多元艺术社群以及艺术市场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色·形”展览现场，厉蔚阁亚洲，香港，2024年
但国际画廊的聚集和多面向的本地画廊的深耕，以及香港M+、大馆等大型专业当代艺术机构的创立，Para Site和亚洲艺术文献库（AAA）等非营利艺术组织的多年工作，都在不断加固香港艺术生态的根基。三家大型拍卖行佳士得、苏富比和富艺斯先后扩展办公空间，香港即将步入与伦敦、纽约同频的全年拍卖时代。香港所拥有的自由港免税和国际货运港地位，对于艺术交易而言，依然具有着首尔、新加坡和东京等亚洲都市所没有的优势，其独特的优势地位在短期内不会被撼动。西门诺维克将这个具有对比性的讨论比作是一场室内游戏（Parlor Game）：“猜测哪个城市将取代香港的枢纽地位的室内游戏已经进行了多年，但这座城市在亚洲艺术生态中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下一个香港就是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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