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从一个疯子开始。
他出没在街头，没有工作、没有身份、没有姓名，城里的人对他熟识。他「从不穿衣，又不至于冻死；从不讨饭，也从没饿死；从没不清醒，但又从不肯清醒」。从大人到小孩，人们用自己的语言称呼他，在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这个人叫「再再卵」—— 当地方言里被污名化的男性生殖器的名字。
去年 5 月，胡丁予读到了再再卵的讣告。在当地文化人沈亮的公众号上，这篇讣告有 2.7 万阅读量，四散各地的庆元人在评论区留下他们对再再卵的记忆，勾勒出一个庆元最多重名的「叶庆金」：他可能失恋分手而成疯；他可能遭遇时代不公而癫狂；他是一个孝子。
「你知道我们快忘记他了，但同时，他的个人轨迹绞进县城的变迁，构成了县城的共同记忆。」
再再卵肖像照，由沈亮摄影。
两年前，庆元当地即将修建一个建筑面积一万五千多平的青瓷博物馆，胡丁予开始设想在其中做一个当代美术馆的可能性。不是乡村艺术节那样，来之即走，而是作为一个机构长久地介入，「看看会发生什么」。经历一番奔波折腾，美术馆最终落成青瓷博物馆中的两层，在 2023 年 10 月 2 日开馆。胡丁予出生在庆元。小学二年级时，她跟随长辈离开县城，此后，一路在外求学。在浙江大学与荷兰莱顿大学修读建筑学及艺术与文化学后，成为一名策展人，从事当代艺术策展与研究工作。在她的工作环境中，县城几乎是理所当然不可见的。
到 2021 年底，2.5 亿中国人生活在县城，几乎是六分之一的人口，「一方面，我自身对县城有很复杂的经验和情绪，能够看到县城作为一种『真问题』的艺术和文化生产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县城是这么多人的生活主场，这么多人的来处和挣扎的地方，它被忽视得不可思议。」胡丁予感到，县城经验，很关键，也很紧急。
泥鳅美术馆最终落成庆元青瓷博物馆中的两层，于 2023 年 10 月 2 日开馆。
再再卵的去世触动了胡丁予。当月，她和同为策展人的黄羽婷发起了《再再卵小传》，希望通过一个在变革中行将消失的独行者的形象，进入县城的社会结构，同时连接到更多其他人 —— 在很多人的县城记忆里，都有这样一个游荡在社区公共空间的疯人。在胡丁予看来，这也是县城美术馆想要关心的，「存在县城之中但可能将要溜走的事物，个人的也是结构的。」《再再卵小传》也成为美术馆刊物的第一期，出现在接下来的公共教育活动中。
她给美术馆取名「泥鳅」—— 泥鳅火锅是庆元的名菜，也是胡丁予的母亲远离庆元后最大的乡愁。「泥鳅很微小，它总是穿行，钻在城市和乡村之间的泥里，灰灰暗暗，脏兮兮，湿湿滑滑的，但它意外地还挺有弹性，没有停止跳动。最重要的是，它是一个群居动物。」
这和一个县城美术馆的气质有某种相符之处。
庆元县城位于浙江省西南部，是丽水市下辖的一个县，邻接福建省。这里的主要产业是轻工业，历史上，香菇种植、瓷器，都曾一度是经济支柱。根据公开信息，2022 年丽水市一共 7 个县城的 GDP 中，庆元排名最后。
县城地势自东北向西南倾斜，大部分为山。北部和东部为洞宫山脉，主峰百山祖海拔 1875 米，是浙江省第二高峰。和江浙地区常见的温和秀丽的山峰不同，庆元的山凌厉，还有些强势，抬头可见。胡丁予形容它，「严肃」。在这样的山峰之间，密集地挤出一个小县城的生活。
穿过县城，再上山道，泥鳅美术馆所在的青瓷博物馆趴伏在道路尽头的群山之间，边上是成群劳作的菇农。
在这样一个「真正的县城」里做当代美术馆，机构建设和内容生产没有可以参考的先例。胡丁予说，策展团队希望保持充分的开放性。这种开放性里，「县城本身不是一个创作材料，也不是一个地方的身份。它可以是一种思想结构，或者是一种生活经验或情感的连接，有时只是一种质地和性格。」
庆元的山，由社实 SPL 陈欣蕾摄影。
中国美术学院的老师石冰是第一位在泥鳅美术馆举办个展的艺术家。石冰出生在辽宁省抚顺市，虽然行政级别是「市」，但抚顺的周边和县城差别不大。「他的艺术有县城的一面，有退守和谦卑，也是诚恳的、『劳动』密集的。」胡丁予说。
石冰很快给出了第一版方案，那是一个全部用泡沫制作的巨大城堡，旁边放一个鼓风机，当人走过，泡沫的碎屑会落在人身上。
这却让策展团队感到有些担心，「它有一点悬浮，是一个飘在空中的艺术家的观察和转换。但这个小县城可能不是泡沫，它有着非常复杂的、人的纠葛，很紧地牵绊着你。」胡丁予给出自己的解释。
在庆元，每家每户几乎都会有一辆电瓶车，作为生活必需品。人们用它捎工具，把它作为「露天食堂」，小朋友爱在上面读课本，甚至结婚的车队也是「电动大军」。和当地师傅聊天中，石冰发现，「并不是这里的人买不起汽车，电动车代表的，是一种生活方便，它和整个县城的建设结构息息相关。城市和县城空间的不同，导向了这种不同的生活方式。」
这个第一印象，变成了石冰在构思展览时的第一个灵感。
他在庆元找到一台电动车，利用在当地收集到的废弃泡沫板，在车上搭建起了一个「房子」—— 一个不稳定且漂浮的「家」，就像卡尔维诺《树上的男爵》中建在树上的房子，可以容纳生活中的一切。10 月的一天，他骑上电动车，从高速路口出发，一路穿过庆元的主干道，来到美术馆。这是一个行为表演，石冰将其命名为「电动车骑士」。
石冰在庆元找到一台电动车，利用从当地收集的废弃泡沫板，在车上建起了一座「房子」。他将这件作品命名为《电动车骑士》。
第一个展览的创作和布展与泥鳅美术馆的工期几乎同时。整个 9 月，每天早上 6 点，石冰离开庆元的住处，横跨小城上到美术馆，和工人一起劳作，做装置作品。那时候，馆内还都是钢筋混泥土和裸露的水泥。窗外正对着草坪上的两棵松树，一棵已经枯萎。以一个艺术家的敏锐，他捕捉到了这一复杂的语境。
于是，已经失去生机的松树的枝干被转移到美术馆中。馆内四周伸出的钢筋纠缠在一起，就像蔓延开的树枝。树枝上的松针，则来自他在庆元收集的塑料瓶和绿色塑料片 —— 在这里生活时，他发现工人们最爱喝的，就是七喜、雪碧这类碳酸型饮料。
石冰作品《形式的转移和遗忘的圣矛》。馆内四周伸出的钢筋纠缠在一起，就像蔓延开的树枝，树枝上的松针来自石冰在庆元收集的塑料瓶和绿色塑料片。
这件作品被命名为「形式的转移和遗忘的圣矛」。死去的树仍然指向它原先生长的位置，枝干部分被金箔包裹起来，就像一个圣矛。塑料制成的叶子看起来很假，却很抓人眼球。石冰说，自己在其中放入的，是一个关于县城的思考：「在这里，真实的东西仍然存在，但我们要用一种怎样的方式让它重新焕发生机？目前来看我们觉得好的形式，本身又带有山寨的特点。」另一件名为《夜虫》的作品中，他将一段关于庆元夜景的影像和铲子一起竖立在一堆沙土中。旁边是一架铁皮床，泥鳅美术馆的工人们常常轮流在这里午休。空间中循环播放着夏天夜晚鸣虫的叫声，这是他在庆元行走的夜晚记忆。
「这是县城和当代艺术初次的关系」，在胡丁予看来，这一稿方案是相对适宜的进路和语气。
9 月的一天，石冰在馆内完成《来到这里，像泥鳅穿过草丛》的收尾工作。
他用县城中心随处可见的瓦楞板搭建起一个空间，和庆元的山峰一样，有包裹感，只是更为冷酷、更为形式化。走进里头，就像是身处一座迷宫，需要不断转向和迂回。
他的帮手是吴维彬师傅和一位小个子师傅。一切搭好的那一刻，小师傅开始在铁皮丛林里拖动一架梯子，一块铁皮一下子被推倒了，紧接着是刚刚搭好的无数块铁皮，如同多米诺骨牌一样，全倒了。整个过程持续了一分多钟。
石冰崩溃了。他在原地愣了一分多钟，「感觉世界崩塌了」。他找到胡丁予，表达自己的愤怒 —— 他很生气，不仅是因为当地师傅的不专业，还因为那位小个子师傅，他竟然就那样偷偷逃跑了，也不准备挽回局面。
石冰用县城中心随处可见的瓦楞板搭建起一个空间。步入其间，就像身处一座迷宫。这一作品很快在庆元的孩子之中传开了，变成了他们的「游乐场」。
「但如果我在的话，我一定会把它录像录下来，应该是非常精彩的一幕。铁皮倒下来，金属间相互击打的声音，现场的荒唐 —— 这就是县城的美术馆，这就是在这里做艺术的基础条件。或者说你要处理所谓县城的艺术，这是很根本性的一部分。」胡丁予说。根本性的部分，还包括如何处理县城的混沌。
因为用到的材料都又大又重，布展过程中，石冰会尝试着向博物馆工程工人们求助，但几乎都会被拒绝。「城市是被规训的产物，这种规训让它变得更文明、更精致了，但县城里面，我就同样需要用混沌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比如你要跟工人搞好关系，给他递烟，请他吃饭，它就不会是我们想象当中的一种纯粹的关系。」
在胡丁予看来，这些是局限，也意味着一些新的可能。
《你们在做什么？—— 这是个大炮！》就是一件诞生于偶然的作品。本来，石冰想要利用美术馆建设过程中的废料做一个集合物，如同一个丰碑，来纪念这一过程。当摆放好四个电缆轴后，他忽然有想要改做一个充满力量感的战车，但最终的形态如何，还没有一个清晰的想法。
无从下手时，他开始拿起材料问吴师傅，这个放在这行不行，放在那行不行？「吴师傅似乎被我问得开始进入了一种创作状态，多次否定了我的想法，然后自己开始选择材料摆放起来。」虽然其中必然会有很具象、不符合美学的部分，但石冰却读出了一种罕见的生动。期间，场地中来了一位工友，困惑地问：「你们在做什么？」，吴师傅马上接道：「这是个大炮！」—— 这一问一答，就诞生了作品的名字。吴师傅的名字，也和石冰并列出现在了后来的展览上。
《你们在做什么？—— 这是个大炮！》由吴维彬和石冰共同创作，石冰将他们的名字写在了一起。
尽管如此，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石冰。《电动车骑士》上路时，一个喇叭循环播放着一句话：「这是在做什么?做它有什么用？」这也是石冰来到县城后最常遭遇的问题。在一个脱离艺术语境的环境中，他觉得，自己所想到的所有回答都显得有些尴尬。
只有《来到这里，像泥鳅穿过草丛》以一种石冰未曾料到的方式引发了关注。一位艺术家在这里做了一间「迷宫」，很快在庆元的小孩中间传开了，变成了孩子们的「游乐场」。
一对前来的父女给石冰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开展第二天，他们来到这里，女儿想要玩「迷宫」，父亲却说：「这儿都是垃圾，有什么好看的。」转身拉着女儿去楼上看青瓷，再也没回来。
石冰觉得，这是当代艺术在县城处境一个最真实的缩影。在生存的另一面，县城的人们更愿意接受的，是让他们觉得高大上，完全脱离他们生活经验的东西。「虽然我们在理念上脱离了他们的日常经验，但我选用的材料和形式还是来自他们的日常，他们恰恰会拒绝这种熟悉的领域。」
《电动车骑士》的发问，也淹没在路边店铺叫卖的喇叭声中，变成了石冰的一种独白。
相比石冰，泥鳅美术馆第二组个展艺术家老妖精 ensemble 进入县城的方式显然是「高调」的。
想象一下，一个橙色头发的女孩，推着一个轮椅，上面是一个绿色头发的女孩，因为骨折，打着石膏。「这在大城市里可能是一件很正常的事，但在这里，所有人都会毫不避讳地盯着你。」
说这话的林翠西，是老妖精 ensemble 的一员。2018 年，6 位女性在上海创立了这一以当代剧场为主要媒介的「艺术共同体」，希望用集体创作的形式，打破传统戏剧演出的导演中心制，每次聚焦一个地方或群体，将创作的权力交给观众。很多时候，她们穿梭在日常场景与公共空间，寻找比戏剧舞台更独特的现场。
去年 11 月，上海西岸艺博会、Art021 艺博会刚刚结束，泥鳅美术馆 2024 年三个季节的开展艺术家 —— 老妖精 ensemble、何迟、李明 —— 都相继来到庆元。
以个展为主，每 3 个月一次，这是泥鳅美术馆的基本的工作计划。「因为我很期待当这个地方大多数的人第一次见到当代艺术的时候，它不是张牙舞爪而来，而是能在个展中看到一个人的性格，不是一个大师，可以与之对话，可以同意或不同意他。」
同样重要的一点是，个展是相对困难的。它需要亲密的协作以及与当地生活的人的更具体的联系，需要相互之间充分的信任，才能实现共同工作的可能性。而也因如此，「或许可以期待，个展在一个新的县城艺术场中更生动的能量。」何迟来自甘肃通渭，他的艺术创作兼具时空尺度上的辽阔和一种深度的浪漫；李明是湖南沅江人，他的影像创作经常是高度敏感的、甚至是「神经质的」，但又保留了县城一般的「不修饰」；老妖精 ensemble 的过度表演、妖气和县城的退守间，又是另一种奇妙的化学反应。
老妖精 ensemble 去到县城的假发店，老板将她们假发放在橱窗展示。
「Annata」是老妖精 ensemble 第一个，也是延续至今的演出项目。2019 年，在共同生活工作的公寓里，她们将 10 平方米的客厅贴满闪光的装饰，把白色灯泡全部换成了五颜六色 —— 就像一个小小的舞台，演绎了一场荒诞的、艳俗的伪变装秀。后来，这些服装被装进集装箱，装上卡车，每到「有缘」的地方，就把车停下，挂上霓虹灯，开始演出。「妖精的表演是变装，但不是变装秀，『我们生而裸体，其余的都是变装』，她们的用力过度的、夸张的，甚至报复性的，因而注定失败的对另一个自我的寻找和扮演，从女性间最私人、最亲密的自我成长和共同成长，到转译出一个被压抑的县城『自我』—— 它是超越性别的，它在相互观看之中被挑动。」胡丁予说。
三组人迅速找到了自己的方式，像是几滴水融进了县城。
庆元的街道，由社实 SPL 陈欣蕾摄影。
何迟对中国特有的青色感兴趣，他上山来到青瓷窑址，观看、触摸跨越千年的碎青瓷片。去敏连阿姨家的弄堂里，李明偶遇了铅笔包装的作坊，一种直觉性的反应，他和胡丁予提议一起前往县城郊区的工业园区。在那里，他被流水线上铅笔交替、碰撞的声音所吸引，也第一次得知，世界上三支铅笔有一支来自庆元。老妖精 ensemble 则是田野调查的能手，她们的方式，是进入当地人生活的「主场」。在庆元，这个「主场」是街。
庆元两条主街，老街松源街和石龙街。没有大商场，很多女性都会去女人街逛街，店员和顾客彼此熟络；县城有择日的传统，大大小小的择日馆沿街可见；但凡招工、家有喜事、去午睡了，街上的店主便会写上一张纸，张贴在店铺或墙面，「你能感觉到他们在用这些标记和你说话。」
县城的纹理，人的生活，在街上的目光相汇处，慢慢显现出来。
1 月 12 日，老妖精 ensemble 再次来到庆元。这一次，她们带着自己的想法而来：在一个被街塑造的地方，「造一条新街」。泥鳅美术馆狭长的空间，恰好可以「装」下它。
这条「街」上，有小商铺、美甲店，甚至是家庭聚会的圆桌 —— 一个菜单收集了庆元在外打工的人最想念的家乡菜。「我们希望用这样的方式，去回应县城里面一些已有的、消失的空间与我们自己的关系。大家可以在这里逛，看到我们的痕迹，看到他们的生活。」
老妖精 ensemble 在泥鳅美术馆造了一条「新街」，希望用这样的方式回应县城里一些已有的、消失的空间。
一次和当地中年大叔的酒局闲谈中，老妖精 ensemble 意外发现，庆元生活着上千位从越南、柬埔寨等国家「嫁」过来的女性。从遥远的东南亚来到全球化的末梢庆元落脚扎根，她们有着怎样的流动经验？这引发了几位女孩的好奇和关心。在理发店、后厨、八都工厂和村里，老妖精 ensemble 找到了几位外来的新娘们。她们想到，可以用最日常、熟悉的材料，和这些女性一同创作一件作品，由此与她们的生活发生一些真实的连接。
共同的劳作就这样开始了，用塑料扎绳编织蘑菇，按件结算给新娘们。边织边聊中，她们的人生故事、日常生活和亲密情感也渐渐向外展开。蘑菇生长在阴冷湿漉的角落，散落在各处，就像这些女性的生命状态。而编织，也是在编织一种新的关系。
在现场，这些蘑菇「长」在了石冰仍然保留在现场的作品 ——《来到这里，像泥鳅穿过草丛》的铁皮上。
沿着「街」走到尽头，是一个「消失的舞厅」。
街」走到尽头，是一间「消失的舞厅」。庆元第一批舞者都是当年刚大学毕业回庆元的新生力量。他们把交谊舞和现代风潮带到古老的小县城，成为当时最时髦的社交活动。
小时候，胡丁予的父母是舞厅的常客，也在那里相识。庆元第一批舞者都是当年刚刚大学毕业回庆元的新生力量。他们把交谊舞和现代风潮带到古老的小县城，成为当时最时髦的社交活动。如今县城娱乐的巅峰时代已经过去，舞厅早已消失不在，胡丁予妈妈的一句话，「会跳舞的都离开庆元了」，给林翠西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时代的阵风还是留下了一些什么。每天晚上，一些叔叔阿姨们来到河边，继续跳舞。
「我还挺期待他们进入现场后的反应的，是感到熟悉，还是觉得好玩，或者干脆是被惊吓」，林翠西笑说。
「今天，创造就是危险地创造。任何发表都是一种行动，而这种行动会引起一个什么也不饶恕的时代的激烈的情绪。因此，问题不在于知道这是否有损于艺术。对于一切没有艺术或没有艺术的含义就不能生活的人们来说，问题仅仅在于知道在如此多的意识形态的治安之中，创造的奇特的自由如何才是可能的。」
在一次介绍泥鳅美术馆时，胡丁予引用了加缪 1957 年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发表的演讲《危险地创造》。
「当前的艺术环境正在遭遇诸多面向的保守，社会经济的或者文化的，生产的或者消费的。」一个县城美术馆，一个没有当代艺术经验和预设的地方，在胡丁予看来，「却意外地可以卸下主流艺术机制中的诸多包袱。」
另一方面，这种「奇特的自由」里，也包含着她对经典地方艺术生产路径的一种反思。「流行的地方艺术生产经常以当地的材料、事件与社群，与地方做一个直接的连接。它更多地在当地的语境中成立，是地方的，而不那么是艺术的。但或许县城的艺术不应该戴上一种身份或地方政治的枷锁，从地方解放出来，去尝试进入『一个县城主体的、尊重、包容而开放的共同时间。』」
开幕的那天，泥鳅美术馆几乎出人意料地到来了 2000 多县城观众。父母抱着婴儿、小朋友吃着早餐、银发老人蹒跚参观展览。「通常美术馆的观众群体是高度同质化的，在社会经济和文化属性上。白盒子模型的美术馆，往往设定了一种艺术的纯净与崇高。但我们美术馆的观众群和参观方式是非典型的，群体相对地跨越了年龄和文化阶级，可以抽烟，可以理所当然地批评，更接近一种县城生活的日常。」这让胡丁予感到兴奋。
庆元县后田幼儿园大三班小朋友冯载真眼中的泥鳅美术馆。
在她看来，美术馆、博物馆都是具有阶级身份的词汇，甚至很多人一生的词汇表中不会出现这两个词。「我自己是长到比较大了，才第一次经验了美术馆，意外地发现它们和我之间有连接的可能。所以，或许这样的文化机构首先进入真正普遍的日常本身，比它具体的内容生产，有更关键的意义。」在开馆展中，美术馆做了诸多差异化的尝试，比如用巨大的字号来做展签，「比一般展览的一张海报还大」。作品说明中，石冰也用前所未有详尽的文字阐释自己的思路，几乎是一篇作文的长度。
开馆限定周边，则是县城里最常见的啤酒开瓶器。开瓶器定价 3 元一个，挂在美术馆的楼梯边，自助扫码购买。一共 200 个，开展后总共卖出十几个，吴师傅说，「3 元的开瓶器，还是有点贵了。」剩下的被胡丁予收在车里，去吃泥鳅火锅的时候，想起来了就在桌上放一个。
开馆限定周边是县城里最常见的啤酒开瓶器。
她想这样偷偷把泥鳅美术馆编织进县城的生活。最近，一些幼儿园、中学的学生来到泥鳅美术馆秋游、创作诗歌，它也成为了庆元廊桥越野赛的终点。胡丁予欣喜于这样慢慢拉近的距离。「让大家先放松下来，再慢慢地建立联系，逐渐地设想一些未知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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