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里安·克鲁尔：好狗”展览现场，木木美术馆，2023
在现居纽约的德国艺术家弗洛里安·克鲁尔（Florian Krewer）的画作中，人和动物踽踽独行，或像舞蹈般漂浮和交缠，背景里的城市空荡肃杀，笼罩在超现实的氛围里。木木美术馆正在进行的展览“好狗”是对这位绘画新星实践的一次全面学术梳理，由白柱空间（White Columns）总监马修·希格斯（Matthew Higgs）和策展人王宗孚（Victor Wang）策划。继今年早些时候在阿斯本美术馆举办的首次机构个展后，克鲁尔携绘画、速写和快照作品来到中国，向观者展现了2019年至2023年间他生活与实践的关键时刻和转变。
艺术家弗洛里安·克鲁尔
展厅中四处架起的高耸铁丝网首先给展览蒙上了一层焦虑不安的气氛，呼应着克鲁尔混合了自传、心理和情感的复杂画作，在这些画面中，人物的动作暗示着暴力和病态，不羁和脆弱，时刻面临外界和内心的双重冲突。这与艺术家本人的经历不无关联。
“我的童年后期和青春时期，也就是11到19岁，是我人生中最艰难的一段时光。我生活在一个充满暴力的环境中，虽然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我总是和朋友们待在一起，经常打架，那就是我们沟通的方式，非常好斗……我觉得那段经历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我。”克鲁尔持续探寻着身份、欲望和寻找或创造社区的普遍需求的问题。策展人希格斯将他的创作形式视为一种“当代历史绘画”：“他反复描绘的母题聚焦于刚刚发生过的事件，以及作为个体，我们如何与当今生存的复杂现实进行谈判。”
“弗洛里安·克鲁尔：好狗”展览现场，木木美术馆，2023
“弗洛里安·克鲁尔：好狗”展览现场，木木美术馆，2023
克鲁尔曾经当过三年的房屋粉刷工学徒。在学习建筑学时，他受到老师的启发开始尝试画画，后来进入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师从艺术家彼得·多伊格（Peter Doig），并于2017年毕业。多伊格擅长描绘的那些静谧而不可触碰的无人之境或多或少影响了克鲁尔——希格斯提及，包含克鲁尔在内有“一批三十岁出头的艺术家，他们都曾师从彼得·多伊格一起在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学习，如今成为了一代重要且独特的一代艺术家”。同为多伊格学生的小岛聪（Satoshi Kojima）也喜好将人体包裹漂浮在一个个异质空间内，但与前者由明快活泼的调色盘和线条组成的平坦背景相比，克鲁尔描绘的阈限空间则是冷淡粘滞的——而一楼的展厅地面也顺势铺上了松动的青灰色砖块，试图还原德国城市街景的面貌——他笔下的空间明显属于城市，但却并不亲近任何人，大面积的色块填满了无人的、过渡性的建筑空间，使人隐隐感到危险和不安：这些空间被当下功能性的城市放逐了。
弗洛里安·克鲁尔，《好狗》，2019，布面油画 图片由艺术家和沃纳画廊提供
与此同时，克鲁尔描绘的反文化青年也是被主流放逐的群体，这些新时代的城市闲逛者失去了拱廊街的庇佑，暴露在没有指向性的无主之地，周围的空间无力保护他们的身体，而是将他们飘浮起来，甚至像倒垃圾一样倒了出来。他们的动作在狂欢、对峙和惊恐之间踌躇，悲剧的阴云似乎盘旋在他们的头顶。展览同名作品《好狗》（2019）描绘了一个鬼魂或僵尸般踉踉跄跄的青年，他的身躯和背景一样漆黑，一道彩虹色的轮廓勉强将二者分离；在画面的底端，一条白狗缠住了主人公的腿，防止他跌向更深的黑暗。
2020年后，克鲁尔从德国搬至纽约，那里蓬勃的文化潮流和多元的社群强烈地影响了他的实践。“他搬到纽约这个不夜城是至关重要的，不仅为他的作品加入了强烈的城市活力，还将他对社区的个人探索与更广泛的社会活动结合起来。”王宗孚表示。然而，在这些实践得以开展之前，大流行席卷了全球，而他本人也经历了严重感染、卧病并封锁在家——尽管在大流行之前，克鲁尔已经开始描绘缺乏肉感和血色的“僵尸时代”躯体，但在疫情期间，他笔下的形象变得愈发压抑。展览中，一幅少见的自画像正是画于这一时期，描绘了卧病在床的艺术家包围在厚涂的黑色颜料中，脸部覆盖着笔触潦草短促的白颜料，如同戴着面具。
“弗洛里安·克鲁尔：好狗”展览现场，木木美术馆，2023
“弗洛里安·克鲁尔：好狗”展览现场，木木美术馆，2023
“弗洛里安是一位对周围世界有深刻感受的艺术家。”策展人在提到克鲁尔的这一经历时表示，“‘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议活动和乔治·弗洛伊德被谋杀的悲剧尤其引起了克鲁尔的共鸣，加强了他对身份、社区和希望等主题的关注。不可否认，这些事件给他的作品注入了一种高度的紧迫感和对人类集体经验的理解的追求。”克鲁尔通过刻画当代欲望来讨论这些议题——这在描绘人像作为现代生活的画像的年轻艺术新星中并不鲜见，如莎巴拉拉·塞尔弗（Tschabalala Self）聚焦于私密空间里的女性身体，或是约瑟夫·耶格尔（Joseph Yaeger）电影剧照般的神秘特写。而在克鲁尔的笔下，欲望常常以两极分化的形式出现，有时它显形为挑衅地向观者正面敞露私密部位的人体，有时则暗地栖身在动物之上，这些非人的、不会言说的存在代替艺术家传达了僭越社会规范的意愿。2020年后，动物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克鲁尔的画面里。展览中的数幅新作里均出现了熊的形象——它们时而咆哮，眼睛血红，时而温顺脆弱，这一绝不属于城市空间的生物如此不合时宜，象征着人们内心的痛苦、表达的渴求以及对拥抱的需要。
弗洛里安·克鲁尔，《变换》，2023，布面油画
“弗洛里安·克鲁尔：好狗”展览现场，木木美术馆，2023
疫情后的克鲁尔突破了德国时期对沉郁单色的偏好，转向更为丰富的调色盘。展览中的一组新近创作的大尺幅作品表明，个人生活和社会的变化将新的气息注入了克鲁尔的创作，明亮的色彩乃至荧光色开始大面积地出现在画面中。一幅激烈嘈杂的画作《声音》（2023）代表了这一新时期的创作转向：前景处的男子身着荧光绿色运动帽衫，艺术家捕捉了他动作的一瞬间。细碎的红色云朵飘浮在建筑的前方，与主人公形成鲜明的色彩对比，而建筑里露出的一张张窥探的脸犹如内心的人格。展览尾声的一个房间里，聚集了一系列大量使用红色或接近红色的粉色与橙色颜料的画作。克鲁尔承认自己从前“色彩的表现力较弱，颜色较暗。我去了迈阿密，那里的光线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尤其是傍晚时分”，这象征火焰、血液和痛苦的颜色在克鲁尔笔下传递出蓬勃的生命力，令人想起同样擅长使用红色的提香——与许多同时代的具象画家相比，克鲁尔的画面张力显现出更多与现代乃至更早的艺术史的亲缘关系，如德拉克洛瓦（Eugène Delacroix）描绘动物休憩或打斗的生动习作，或是柴姆·苏廷（Chaïm Soutine）关于肉食和鱼的静物画。克鲁尔笔下拉长的、模糊的、融化的形象强调体量，并不在意轮廓和线条，让人想起一些具象画领域的先辈——从戈雅（Francisco Goya）和蒙克（Edvard Munch）到基什内尔（Ernst Ludwig Kirchner）和培根（Francis Bacon）。“像这些前辈一样，克鲁尔感兴趣于绘画的社会潜力并投身其中，他认为艺术可以是激进的，是探索和扩大表现的工具。”希格斯说道。
弗洛里安·克鲁尔，《无题》，2019，纸上油彩、石墨
如果说克鲁尔和任何当代艺术家产生共鸣的话，与其绘画最为亲近的或许是南·戈尔丁（Nan Goldin）聚焦于反文化青年的摄影——展览呈现的一组快拍记录了克鲁尔和他的家人、朋友和在俱乐部中邂逅的陌生人的日常，这些快拍成为他绘画的灵感来源，也都记录了当今的社会现象，同时代表着他们所处的社群文化。策展人对此表示：“他的个人旅程和他一路上遇到的朋友丰富了他的自我叙述，概括了超越性别和种族的人类共同经历。他对这些不同关系和个人故事的真诚描写像一面镜子，投射出中国年轻观众与之相似的挣扎和愿景。”
克鲁尔实现的并非从悲观主义向乐观主义的单纯转向，毋宁说他的新作描绘的是后灾难时代的景象，以及如何运用一种绘画行动主义：在宁静之下，危机尚未退却，前方仍不明朗。“如今，作为个人在社会中过自己想要的生活是相当困难的，甚至是痛苦的。在我看来，人性的一面似乎被完全遗忘了。”艺术家这样说道。面容模糊的主体和吞噬般袭来的背景之间由颜色和轮廓划出了清晰的界线，无法和谐共处。如果说大流行期间的普遍经验是公共空间向私人空间的倾轧挤压，克鲁尔的新作则力图打开一条反向的通道，用人和动物的亲昵举动嘲弄和冒犯了公共空间，明亮的色彩入侵了压抑的空间，令其画作的氛围从漫漫夜晚转向复苏的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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